新书推介|秦川、王子成：《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内容简介
该书以明清小说中的人物群像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明清小说中的文士群像与社会风习、官吏群像与社会风习、商贾群像与社会风习、僧尼群像与社会风习、偷儿骗子群像与社会风习等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历代社会风习的优劣及其产生发展的原因所在。通过此类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使读者了解到人们的心灵发展轨迹、人性善恶的生成与变化，以及各类人群与社会风尚习气形成发展演变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构建文学社会学这门学科，从而为古代小说的深层研究拓展了领域和空间，亦为当今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 录
第三章 明清小说之商贾群像与社会风习 第一节 明清小说之儒商人物形象与社会风习 第二节 明清小说之奸商人物形象与社会风习 第三节 儒商与奸商并存的社会历史根源第四章 明清小说之僧尼群像与社会风习 第一节 历代小说之僧尼形象及其演变概述 第二节 明清小说之淫僧淫尼形象与社会风习 第三节 僧尼形象恶变的社会历史根源第五章 明清小说之偷儿骗子形象与社会风习 第一节 偷儿、骗子形象概念及其研究范围 第二节 明清小说之恶偷、恶骗形象与社会风习 第三节 明清小说之义偷、义骗形象与社会风习 第四节 明清小说多种偷骗类型并存的社会历史根源后记
文学社会学古代小说研究应有的学科意识 （代序）
文学的功能、作用早已被人们发现，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娱乐功能等。而围绕着文学的功能作用所撰写的论文也不在少数，但基本上有点众口一词的批评古代文学理论和鉴赏忽视或轻视其中最本质的功能——审美功能，而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那些指责文字，虽然也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忽略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特点。既然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而文学的功能作用涉及到的诸多方面也自然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无非是孰主孰次、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问题。
而事实上，即使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也不可能做到独立、纯粹，正如德国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所说的“艺术是独立而不是孤立的领域”，它一定是与其它多种功能共同合体体现出来。
更何况文学鉴赏者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时，往往是宕开文学本身去谈其它问题，因为所谈本体本来就是文学，没有必要再重复论及，决非有忽视或轻视文学自身的审美之意。
文学审美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即使是娱乐功能，也同样具有社会性。文学的社会功能最早被认识是远在先秦时代，如人们常常所引用的孔子“兴观群怨说”，后来又有战国时期的荀子所提出的“文以明道”说，三国时期的曹丕所提出的“文以载道”说，以及唐代韩愈提出的“文以贯道”说等等，都属文学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文论虽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也没有轻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如孔子所谓“言之不文，行而未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以及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等言论，说的都是文学的审美功能。
可见，中国古代文论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从未忽视过文学的审美功能。
对此，今人廖可斌曾撰文特地强调“虽然提倡“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统，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两种传统虽略有主次之别，但一直并行不悖，交互为用，保证了中国古代文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1]此论颇为中肯，是为的评。
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都要与其生活的社会以及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无数的关联，因此他的言论行动也就不可能脱离与他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环境。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也是如此。
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不可能不讲思想、不讲教益、不讲现实功用而去侈谈所谓的空中楼阁式的审美理论，更何况我们讲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民族性特征，我们不仅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去改变这个特征，而且还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这个特征，因为这个特征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的研究，只有推崇和弘扬这种民族性特征，才会极大限度地开启文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包括文学审美功能在内），才会与当今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旋律合拍，才能奏出嘹亮悠扬、赏心悦耳的民族乐章。
而中国古代小说作为古代文学形式之一种，它的社会功能的外延要远大于前述“文学”的外延，因为除了上述四种功能外，古代小说还有辅政功能、补史功能、资考证的学术功能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诗歌、散文、辞赋，都无法与小说、戏曲的社会功能相媲美，但历代的偏见却令人不可思议，比如把诗文定为正宗，而视小说为“小道”。其实，小说中寓诸的“道”，不仅不小，反而是多且广，随便举出一篇小说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
中国古代小说的社会功能所包含的交叉学科也是很广的，至少可以析出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文学宗教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教育学以及文学外交学等等。而事实上，像明清时代出现的六大小说名著，皆无一不综合体现这众多学科交叉于其中。
所以，笔者特别强调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具有交叉学科的“学科意识”。这样以来，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就会突破现有的瓶颈，去拓展更加宽广的新路子，去更加纵横深入地开展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
笔者通过对“明清小说之文学群像与社会风习”关系的研究，发现明清小说里的各类人群与社会风习之关系是密切的、互动的，即人们的习惯或习气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风习的好坏；而社会风习的好坏也会影响各类社会人习惯或习气的好坏。
好的风尚习惯良性循环，形成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坏的风尚习气恶性循环，体现出民族的劣根性，形成社会恶习。从形象的角度去论人物属文学的范畴，而从社会风尚习惯或习气的角度去论人物，或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就已涉及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于是形成交叉学科的交叉研究，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文学社会学的学科意识。
将这种意识用于古代小说研究，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从文学本身难以解决的文学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从社会学本身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故此笔者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要有“交叉学科”的学科意识。
由于文学社会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交叉现象最为突出，所以说，文学社会学是古代小说研究中必须具有的学科意识。
秦川、王子成
后 记
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用文学来反映社会生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无须赘言的事实了。而把文学与社会学交叉合并来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从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层面去研究古代小说，是笔者的一个尝试。
笔者之所以要从文学社会学这个新的学科层面去研究古代小说，这要从几年前本著立项的情由说起。
九江学院自合并以来，一直把科学研究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而前任学校党委书记的郑翔同志则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人文社科的研究工作。
自2011年底走马上任以来，郑书记就以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也是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联合多所名校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组建科研团队，力倡从理论层面阐释历史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风习”问题，为社会学研究拓展领域和空间，进而为当今社会环境的净化和良善社会风气的形成提供有益的借鉴。
郑书记的倡导很快得到了社会学、文化界权威人士的认可和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本校老师们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并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如2015年11月成功举办“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全国学术研讨会，先后出版《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专著和《中国社会风习的百年变迁》论文集。
在此基础上，郑书记希望课题组持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并不断扩大科研团队，发挥团队的力量，去占领“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研究”的学术制高点，以期使研究团队成为社会风习匡正的智囊团。
于是“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又开展了新一轮的课题招标遴选，本课题就是在此轮遴选中中标立项的重点项目，也是“社会风习研究”由“百年”扩展到“千年”的深层研究的一次尝试。
然而，本课题自2016年年初获批立项以来，进展颇为曲折，笔者曾多次想要放弃。当迟至今日即将出版之际，再回首往事，回顾几年来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似乎有万语千言、千言万语想要一吐为快，却一时又无从说起，也无法言说，因为其中有太多的隐曲和人生的尴尬，惟寸心所知，难与世人道及。笔者将把它永远深埋于心中，让它化作滋养心田的补品，以宁心健体，和谐社会，成就未来。
这个项目原计划写七章，现只完成了五章，其中有关妓女、侠客两类人物形象未及，但考虑到少两章也只是在量上的减少，并不影响作为专著的结构和质量，故此出版。
这里要郑重说明的是笔者作为本课题的主持人，从课题论证到专著框架的构思虽然都是亲力亲为，但具体的五章内容却只完成了两章，即第一章和第二章，其余三章（第三章至第五章）是由课题组主要成员王子成博士完成的。其中核心部分基本以阶段性成果已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前面说过，本课题差点放弃，但终归还是没有放弃，这要特别感谢我校前任书记郑翔同志和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冷树青教授。
这是因为，首先，我的选题是受到郑书记“百年社会风习变迁”思维的启发，在此基础上我便从古代小说文献入手，将文学与社会学交织起来扩展到“千年社会风习变迁”的探索与研究，选题思路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极大限度地发掘出文学的社会功能，并析出文学社会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且受到评审专家的首肯并予以立项。
其次是研究的时间之长，研究进度拖了该中心工作计划的后腿，而一向性子急躁少有耐心的冷教授，却对我这个项目的拖延现象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深度的理解和大力的支持，使得该课题能有如今出版的机会。因此，特借出版之机，谨向郑书记和冷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还要感谢本课题组的同志们，特别要感谢王子成博士，他在攻读博士和做博士后研究期间，自身的研究任务非常繁复，却能挤时间帮助我查阅、整理资料并完成了书稿的大部分篇幅。此外，书中间接引用或暗合到学界同仁的相关成果或观点却又无法标注，亦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书稿虽然出版了，但研究成果的实际与预期的研究目标还多少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只能是等待来日续写另两章时，一并修改完善。渴望学界前辈、同仁以及同好们，不吝赐教。
秦川
2020年4月14日于九江学院自在轩
注释：
[1] 廖可斌：《“文以明道”的两种语境》，《光明日报》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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